南北战争前的北部经济

奴隶制对传统政党体制带来的破坏性冲击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转型的近因。但共和党的兴起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市场革命的完成和欧洲移民大批来到美国的开始。从1843年经济繁荣的回归到1857年另外一次经济萧条的发生,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出现了迅速增长,在北部尤其如此。铁路网络的建成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动力。铁路里程从1848年的5000英里增加到1860年的3万英里,大部分的线路在俄亥俄、伊利诺伊和旧西北领土其他州的境内修建。四条大的铁路动脉将东部城市与西部的农业和商业中心连接起来。铁路的建成帮助完成了西北地区贸易从南部转向东部的路径转向。1850年,大多数西部农场主仍然通过密西西比河将产品运送到南部。10年之后,铁路将他们几乎所有的粮食产品都运送到了东部,而运费则只是从前的一小部分。例如,1860年,6000万蒲式耳小麦经由布法罗(Buffalo)运到了东部城市和国外市场。西北部和东北部经济一体化的完成为这两个地区通过共和党的组织而形成政治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1860年,北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统一的经济体,东部工业主将他们生产的工业产品向西部农场主推销,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城市迅速发展,其居民成为西部人生产的粮食的消费者。北部社会处在新旧社会的交界之处。人口的大部分并不居住在大城市里,而是居住在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在那里经济独立的理想——即拥有自己的农场或店铺——仍然可望实现。然而大部分的劳动力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得到迅速的扩散。

美国辉格党

两大工业生产基地开始兴起。一个位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从波士顿一直延伸到费城和巴尔的摩。另一个则集中在五大湖及邻近地区,包括布法罗、克利夫兰、匹兹堡和芝加哥这样的内陆城市。在铁路建设发展的推动下,煤矿开采和生铁生产迅速增长。芝加哥是西北铁路网络的枢纽,也是前往大平原定居的移民的出发点,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复杂的制造业经济的中心,每年生产出5000台收割机,还有铁丝网、风车、预制式“气球骨架”房,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的西进移民定居提供了方便。1860年,纽约市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尽管南部的经济在继续增长,棉花生产的继续扩大给奴隶主们带来了财富,但南部并没有分享到这些范围广泛的经济变化。

一无所知党的兴起与衰落

本土主义——对移民尤其是对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仇视态度和做法——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一种地方政治运动的形式出现的。1854年,当原有政党体制陷入危机时,本土主义随着美利坚党(American Party)或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的出现而突然跃居到全国政治的视野之中(一无所知党起初是一个秘密社团组织,当其成员被问及与该组织相关的情况时,他们应以“我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回答来应对,该党因此而得名)。一无所知党宣扬自己的目标是将政治公职保留给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担任,反对天主教会的“攻击性行动”,如它对公立教育制度的破坏等。1854年,一无所知党在一些州一级的选举中获得胜利,赢得了马萨诸塞的州长席位、该州所有的国会众议员席位和几乎所有的州立法机构的席位。一无所知党人还赢得了费城、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城市的市长职位。在许多州,一无所知党成为由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选民组成的“反内布拉斯加”联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北部,一无所知党的政治纲领将反对天主教和反对奴隶制的情绪结合起来,有时还吸引了支持禁酒运动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如前一章所讨论过的,大多数天主教徒对受福音派新教主义激发而产生的改良运动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抵制,对反奴隶制和禁酒运动的抵制尤其强烈。1854年的选举,一位观察家说到,揭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喜好人类自由的情感,[同时也揭示了]一种美好的决心,即从此之后只有美国人才能统治美国”。

尽管在就业、住房和教育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但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要求将新移民排除在政治社会的范围之外。所有的欧洲移民因为是白种人而受益。19世纪50年代,自由黑人发现,即便是在争取类似于家庭佣人和普通劳工这样先前可以获得的工作机会时,欧洲新移民也正在将他们排挤出去。新来者很幸运地在白人男性普选权成为现实之后来到美国,所以他们自动地获得了投票权。尽管新英格兰地区的州企图减少移民的政治权力(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将识字作为行使投票权的一个资格要求,马萨诸塞还规定在移民完成了归化手续后需等待两年的时间才可正式参加投票),急需劳动力的西部各州则允许移民在远没有成为公民之前就可以行使投票权。在美国,投票权对于自由的理解具有关键的意义,许多白人男性移民几乎是在踏上美国领土的那一刻就获得了选举权,这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那些其祖先在美国土地上居住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并非白人的美国人,却不能参加投票。

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

至1856年,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共和党——一个由反对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北部辉格党人、自由土地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组成的、反对奴隶制继续在联邦领土上蔓延的政治联盟——将在北部成为民主党之外的另一个主要的政治选择。共和党人成功地帮助多数北部选民认识到,所谓“奴隶制势力”(Slave Power)——这是共和党人对南部亲奴隶制政治势力的称呼——实际上对北部选民的自由以及他们对自由的向往构成了一种比“教皇”和新移民更为迫近的威胁。共和党的诉求是以“自由劳动”的思想为基础的。在共和党人的眼中,“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对立被转化和上升成为一种综合性的世界观,它把北部社会当作进步、机会和自由的家乡来赞美和歌颂。

共和党曾经是保守势力

共和党人宣称说,北部社会的特征在于,它为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能够成为拥有土地的农场主或享有独立自主的手工匠人的机会,劳动者因此可以获取对于自由来说至关重要的经济独立。与之相反的是,奴隶制却繁衍出另外一种社会秩序,它的成员是由人格遭到贬损的奴隶、经济和社会地位无望获得提高的贫困白人以及不劳而获、无所事事的贵族所构成的。针对西部领土的斗争是一场较量,即两种相互对立的劳动制度的较量,看哪一种制度最终能在西部或国家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奴隶制蔓延到西部领土,北部自由劳动者的进入将遭到禁止,他们获得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也将大大减少。共和党人认为,奴隶制必须被禁止在西部领土的范围之外,只有这样,自由劳动制度才可望茁壮成长。

对南部提出的奴隶制是自由的基础的说法,共和党人提出的回应口号是“自由是国家的体制”——此话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废除奴隶制,而是要求终止联邦政府对奴隶制的支持。在自由劳动的旗帜下,不同背景和利益的北部人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自己社会的优越性。共和党人承认,有些北部的工人,包括大多数的爱尔兰移民,被锁定在工厂工人和非技能劳工的地位中,很难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然而,共和党人认为,贫困移民劳工本身的“依附性本能”——即一种新教和中产阶级美德的缺失——是导致他们处于困境的原因。

共和党人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的目标集中在阻止奴隶制的扩散和蔓延,而不是在它已经存在的任何地方对它发起攻击。然而,许多党的领袖人物却把因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对立而出现的日益加深的国家分裂看成是一场“不可压制的冲突”——这是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在1858年使用的语言——这场冲突必须要有一个了断。这“两种[社会]制度”,西沃德认为,在同一个国家中是互不相容的。他认为,市场革命通过一个交通运输和商业的网络将整个国家联结得更为紧密,加剧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对立。他预测说,美国“必须而且迟早要变成一个或者完全实行奴隶制的国家,或者完全实行自由劳动制的国家”。